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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铁

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次日的中国股市很快对此作出了积极反映:上证综合指数和深成指数分别以大涨2.88%3.57%收盘。股市大涨的原因就在于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宏观政策的定调,要比预期的宽松。

此次会议对2011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基本取向是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虽然会议要求把稳定价格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但并没有表现出对信贷的增速和其它货币政策有明确的从紧预期。在房地产政策这一敏感领域,会议只是提出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这意味着短期内房地产调控不会再收紧。

宏观政策定调为稳健而非从紧,虽然今年经济总需求偏热,但最高决策层能接受的调控手段依然偏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一定调,清扫了前一段因为大幅加息传闻而弥漫于投资市场的悲观预期,中央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并不会收得太紧,股市自然应声而涨。

众所周知,1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涨幅连续5个月同比加快,并创下近28个月新高,而千夫所指的高房价也依然没有任何下行的趋势,各种资本品的炒作也是方兴未艾,资本自然也从实体经济频频出走。

在这样一种经济空心化、泡沫化迹象凸显的形势下,高层对于2011年的宏观经济定调和调控依然偏向温和,依然难以做出坚决从紧的决断,充分说明了当下中国经济的复杂与两难。可怕的不是泡沫,而是泡沫不允许破。

任由泡沫吹大是将更大的危险留给未来,但挤泡沫也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下决心收紧货币更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正因为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关键词:审慎、灵活,甚至明确提出要在经济和法律手段之外,不避讳使用行政手段。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面临的进退维谷的两难,最高决策层已有相当的认识,在2011年,决策者们希望用灵活来对抗这种两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两难?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在东亚其它经济体的发展史中都发生过的故事。在日本、韩国、台湾,当一个后发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之后,它们都遇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使得经济增长失速。因为依靠管理和技术进步来带动增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况且这一增长模式已经不再拥有后发优势,不可能维持之前的那种增长速度。失速的经济体,要维持之前的增长,泡沫化是最简便的选择,然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泡沫破裂后,这些经济体将在“失去的10年、20年”中苦苦煎熬。

具体到中国,这个两难局势是这样表现:如果我们的财政和货币继续放宽,先是财政会不堪重负,照目前的投资势头下去,三年就会翻一番,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况且,政府财政主导的投资大多集中在基础领域,产能的飞速扩张,下游会有相应的消费力吗?另外,货币再不收紧的话,不但民众无法承受通胀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更重要的是,成本的飞速上升,将使一直靠低成本行销世界的中国商品丧失竞争力。同时,各种资产价格暴涨会把实体经济的资金都驱赶到资产炒作市场,使整体经济空心化。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内需,终究会垮台。

但去到另一面,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中国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吗?毕竟支撑过去几十年高增长的两大关键: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已日益耗尽,而产业转型与升级所依赖的政治制度条件依旧没有突破。在后发优势用尽之后,中国经济拿什么促进效率的提高?

面对这样的两难格局,从宏观技术上讲,经济学已经拿不出既定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只能说“审慎、灵活”。2011年的中国经济,将是一个决策者追求微观技术的年份,因为留给政策调控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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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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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入武汉大学,学习管理 2000年入湘潭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师从启良教授。 2003年入香港浸会大学,先后攻读西方分析哲学硕士和西方政治哲学博士,导师是张锦青教授和关启文教授。 2008年8月开始尝试写点媒体文章,10月进入时代周报做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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