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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铁

儒学领域最近又有两件大事。625日,武汉大学国学院成立,并成为国内少数几个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6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也宣告成立。 

对于成立北大儒学研究院的初衷,院长汤一介先生称,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省提供了机会,应该在当前研究儒学,要研究发扬什么、抛弃什么、吸收什么,实现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 

汤先生为学严谨,在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学术贡献颇丰。如果是如汤先生所说,设立儒学院,多几个人扎扎实实研究学术,整理国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深的自省,自然是知识界的好事。

但近代以来有关国学儒学的话题,往往都超出纯学术的范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发展路径的选择,文化问题常常与政治关联在一起。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讲究经世致用,很少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专业精神。研究儒学的学者,至今还有很多人想把儒学贯彻到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中去,想在儒学的指导之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这也是为什么有关儒学的话题总能引起思想界热烈争论的原因。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表示,现在不少高校在开展儒商班,都是对企业家的培训,但这不够,他呼吁儒家思想应该参与到加强干部培训的课程中去。而北大儒学院的副院长王博说,儒学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要直面西学价值观的挑战。

儒学拿什么进入现代政治

文化的话题总是很宏大,这使得一些讨论容易虚无缥缈,落不到实处。如果我们将宏大的问题分解落实,或许很多问题就明了得多。儒学进入现代政治,究竟如何实施,究竟哪一项有可操作性?干部培训学儒学,具体学哪项思想有利于现代行政?

说到儒家与现代政治,新儒家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民本德治思想。现代政治必须发展民主政治,有人就在现代民主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之间划上等号,认为儒家传统中也是有民主思想的,挖掘儒家民本思想就可以建设现代民主政治。

这种想法,如果不是愚弄民众就是自欺欺人。在几千年的政治实践中,中国人政治的真实图景都是君本位和官本位的,所谓民本的说教,所谓的民可载舟,亦能覆舟,不过是用说教对绝对君权保持一丝脆弱的张力而已,意在劝导君主和官员劫掠不要太过份,要他们保持一丝牧人对羔羊的仁慈和矜持。要是君主们不矜持,制度也拿这些主子们没太多的办法。直到最后完全崩盘,付出极大的历史代价改朝换代才能消停少时,但过不了多少年,治乱兴衰的循环又得再来一轮。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人格的独立与平等,公民个人的权利让渡是所有公权力的来源,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压根没这一要求。儒家的民本主张可能有利于训导出清官明君,但这绝对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新儒家们津津乐道的德治,听起来是劝人行道德之事,表述得美仑美奂。可问题是,一个国家,特别是现代工商业文明国家,能否仅仅以道德说教立国?道德缺失的国家是可悲的,但仅仅以道德来支撑的国家同样是可悲的。缺乏健全的权力制衡和制度支撑,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修为上,必将转化为对清官明君的崇拜,最终也必然以失望而告终。

当代儒家的代表性人物蒋庆曾提出一个儒家思想进入政治操作的构想。他主张三院制: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家组成通儒院” ,圣贤、皇帝的后裔组成的国体院,可以否决民选的庶民院的决议。

这种不靠谱的想法其实代表了儒学面对现代政治的尴尬,儒学进入现代政治,貌似是一种补充,但具体以分析就发现没有任何可操作性。一旦具体到操作层面,其幼稚可笑的一面立马显露无遗。

儒学凋零的根本原因

无可否认,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对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有过巨大的贡献。和世界所有地方的主流文明一样,儒家思想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机制,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暴政和反文明的灾难都有有效的遏制作用,使文明得以延续,种族得以繁衍,心灵得以安顿。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学内在地含有孳生和维系专制政治文化的思想依据。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与王朝专制和小农经济相配合的。世界上没有超时间的理论形态,没有游离于政治和经济基础之外的文化建构。小农经济的解体,王朝政治的终结,都必然导致儒学的生存危机。

特别是在成就辉煌的现代文明面前,儒家文化的一系列弊端也显露无遗,这一点,中国的近代史已经有了清楚的说明。与现代文明的巨大成就相比,传统儒家文明就显得不那么美仑美奂了。

正如启良先生所言:儒学重视心性修为,推崇孔颜人格,可事实上中国统治者穷奢极欲,生活极其腐朽;儒学强调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可事实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最为悲惨,官逼民反的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对经济与文化的破坏最巨;儒学主张中庸,崇尚理性,可事实上中国人最容易走极端,最容易被偏狭的非理性所驱动。

这些年出现了很多道德失范、人心惟危的不佳社会景象,使得一些人开始怀念传统道德的力量,希望能借儒家传统道德来拯救日下的人心与社会风气。诚然,在一个旧的价值观坍塌而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的时期,确实有人会怀念旧时还稍微靠谱的时代。

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还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话,恐怕也不至于落魄到今日儒门淡泊的境地。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制度化、法治化的公正体系,而这些,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新旧价值观交替的时代,明智的做法是加快转型的速度,让新的公正体系、道德体系尽快建立,而不是再回到旧体系中去寻找新时代的价值支撑。何况,我们的旧体系根本就没这些现代资源。

尊重什么样的传统

人是生活在传统中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推倒一切先人的成果来重建一个文化世界。传统的沉淀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的结晶,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层累的过程,必须尊重前人的试错经验和智慧才能少走弯路。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所能借鉴的传统,不单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经验,而且还有全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成果。

一些新儒家对传统的定义过于狭隘,将传统的定义局限在孔孟程朱陆王一脉下来的道统之中,似乎除此之外,就不是传统。其实传统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今日之儒家传统,也是经过了多次的革新和突破才得以成型。今天的中国,没有必要在固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拒斥世界文化的大传统。

任何国家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都要经历一场思想变革,都是一个价值重估的过程。现代商业文明起源于西方,但其中很多的成果都带有普世性,也逐渐为全世界所接纳。比如联合国的宪章及其准则,以及WTO的规则,早已被看作是跨文化、跨种族的普世性规则,被全世界认为是文明交往的准则,只关乎文明与现代,无关乎东方西方。

一些现代文明的准则,是世界人民几百年来探索的结晶,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要敢于接受外来的现代文化,因为他们同样是宝贵的传统,而且与现代商业社会更为匹配。

结语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是走了很多弯路的。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民族究竟该走哪一条路,已经逐渐清晰。这是世界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一百多年来的用最惨痛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无视历史的启示,还在头脑发热,企图另起炉灶,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来修改世界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或者说游戏规则,那就是标准的文化乌托邦了。

学术自由、学术无禁区。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如何,学术主张如何,也不管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对民族的未来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他们是真诚的探索学问,都值得理解和敬重。 

但在一些鼓吹国学的人中,也不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这些人并非不知道儒学在现代社会将遭遇什么,也并非不知道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些人搞所谓复兴儒学,大有搅混水之嫌。企图以此拒斥中国对现代文明的接纳,进而继续维护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和利益。

当然还有把孔子当作摇钱树,炒作国学来哗众取宠牟利的人。这里有深谙市场炒作之道,打着所谓普及国学的幌子,实际是兜售低俗的心灵鸡汤的学术超女,也有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骗国家项目和经费的海外X子学院,还有表面玩公祭X子,实际是捞旅游收入、捞政绩的地方官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国学炒作,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而与国学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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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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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入武汉大学,学习管理 2000年入湘潭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师从启良教授。 2003年入香港浸会大学,先后攻读西方分析哲学硕士和西方政治哲学博士,导师是张锦青教授和关启文教授。 2008年8月开始尝试写点媒体文章,10月进入时代周报做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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