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多年的坚守和不妥协终于开始得到回报。由他执导的国内首部关注艾滋病人的电影《最爱》自5月10日上映以来，可谓叫好又叫座，上映首日就揽下800万人民币的票房。尽管在上映的首周里遭遇两部好莱坞大片的夹击，但《最爱》依然拿下了4000万左右的票房佳绩。

   自从2005年推出处女作《孔雀》开始，顾长卫就坚持埋头于关注国人生存的现实主义题材。然而尽管《孔雀》夺得了当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口碑上佳，但票房表现却难言成功，三年前推出的《立春》更加可怜，首周票房只有区区100万元。但这些并没有改变顾长卫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坚守，此次触碰红烙铁般敏感的话题，似乎找回了“第五代导演”多年不见的真诚与勇气，同时也让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贫穷落后”的局面为之一变。

《最爱》的大陆公映版本由原本的150分钟删减到了100分钟，让人感觉有些叙事的凌乱。单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讲，《最爱》尚未达到当年《孔雀》那样的高度，而且主题黑色沉重，取得票房佳绩确实令人意外。这里面除了明星阵容、宣传推广到位等因素以外，中国电影观众对本土现实主义电影的饥渴，对近些年各种空洞的“怪力乱神”本土大片的厌倦，也是影片票房成功的重要原因。

自从2002年张艺谋《英雄》大卖以来，中国本土大片自以为找到了赚钱的“金模式”，在“怪力乱神”的道路上肆意狂奔。纵观这些年的本土大片，架空历史的天马行空成为了一种时尚，题材大多集中于武侠片、神怪片、谍战黑帮片、无厘头喜剧片等少数几种，即使是历史题材，其主题也往往荒漠怪诞，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有的为暴君辩护的，有的刻画血亲复仇的，令人反感。我们可以从这些大片放映之后屡屡遭遇网上恶搞中，看到观众的厌恶和鄙视。

一说到商业大片，在一些电影人那里似乎就意味着大投资、大营销，意味着国际明星的堆砌，意味着香港动作指导团队，意味着数码特技的运用、视觉奇观的铺张。这似乎是一些中国电影人眼中的好莱坞，在他们眼中，这似乎是在中国严格的电影审查之下掘金的不二法门。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好莱坞，是错位的好莱坞，这样的商业大片，或许能取得一时的商业成功，但却是以透支中国电影人的信誉和形象为代价的。中国大片的“怪力乱神”之路，没有发展上的可持续性，最终也会在商业上落败。

诚然，电影业作为一门产业，追求票房和盈利是其基本诉求。现代电影观众也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走进影院的，娱乐和休闲是他们的重要目的。我们并不赞成一味强调文以载道、强调电影的教育熏陶。但这绝不意味着商业大片必然消解现实和意义，这一点，好莱坞大片早已经有成熟的认识。

虽然好莱坞电影非常注重电影技术与商业运作，但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奥斯卡奖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成功的商业大片的娱乐的外表背后，都包藏着饱满的现实主义能量。或者说，好莱坞所有的经典影片，都是类型片的外表，但内在精神却是现实主义的。在价值观方面，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跨越民族、跨越文化，价值观站得住、站得正，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

为什么商业大片更需要现实主义内里的支撑？道理很简单，不打动人的内心，如何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打动内心靠的是对现实生活内容的洞察和共鸣。感官刺激总是有限的，只有现实生活是永恒的。“最大的商业运作手段，可以说是让电影本身更有意思，人物更传神。”顾长卫说。

印度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由于观众素质的原因，印度电影也曾经只有歌舞、只有虚幻浅薄的故事，但这些年随着观众口味的不断提高，武打歌舞片逐渐失宠。在印度当局宽松的电影管制制度之下，贫困、宗教、政治等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印度电影的新宠，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个傻瓜》、《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芭萨提的颜色》等电影，在中国都拥有大量粉丝。中国的观众在印度电影的现实主义批判中找到了大量的共鸣。对于中国的电影人和管理机构，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冲突，已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繁荣准备好了了最丰富的素材。只要给她一点点阳光和空间，中国的现实主义大片时代也会到来，这才是中国电影的持久繁荣之道。

(原载 本期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