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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铁

凤凰古城,这个沈从文笔下的美丽宁静的世外桃源,正在遭遇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千百年来,很多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无论朝代更迭,皇帝易姓,这个古镇都归本地人自己所拥有,他们在自己的石板路边,在自己的吊脚楼里经营着自己的营生,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从4月10日开始,这个古镇被圈了起来,游客想进入这个古城,需要148元购买门票。消息一经公布,舆论一片哗然

凤凰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了国内旅游的热点,究竟该如何管理和经营这个祖先的遗产,当然是可以商议的。把古城围起来收门票,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它必须基于凤凰古城的居民的自由联合,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治理和经营的方式。这不是什么很复杂的大道理,仅仅是千百年来人类关于权利的基本道德直觉。这样的权利甚至不可以通过其他人参与的所谓听证所剥夺。

就在4月11日,就在凤凰古城开始收门票的第二天,大批商户和当地居民关门歇业表示抗议,同时在古城北门码头聚集,并与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凤凰官方的说法是,无证拉客牟利的野导游,因利益受损,煽动商户游行闹事。这类似于一股别有用心的势力破坏生产的意思,这种说辞显然令公众反感。此次事件的背后当然是利益的冲突,那究竟是哪两种力量的利益冲突呢?

一方当然是古城的商户和居民,因为收门票导致客流的减少,他们所受的损失显而易见。另一方是当地政府,根据媒体调查,凤凰新组建的景区管理服务公司负责门票销售,政府以土地入股49%,商人叶文智占股51%。算上公司的税费,政府实际拿走了门票收益的一大半。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承认凤凰古城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私人财产。现今的法律规定,这里的街道,那些祖居的吊脚楼下的土地,都是国家的。而地方政府也往往以此为由,理直气壮地代表国家来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以国家之名,并非真的有为人民之实。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著名景区,行政管理机构极其臃肿,比如一项世界遗产,就有8个部门可以伸手管它。景区必须拿出相当大一部分经费来养活这些臃肿的机构。

国内某著名景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几百名职工,现在增加到6000多人。石林景区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门票收入有9亿多元,其中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占了近三分之一。各景点管委会不仅有局级、处级、科级之分,人员更是动辄上百。如此众多的人马,当经费短缺时,岂能不打门票的主意?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凤凰的冲突,背后的实质是一场官民争利的冲突,是一场公仆对主人的掠夺。这种掠夺打着国家所有的旗号,声称收益用于长远的资源保护和开发,但落到实处,最后的门票收益往往被各个部门雁过拔毛,最终用于景区公共服务的寥寥无几。有媒体调查发现,黄山每年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门票收入用作景区保护;云南石林景区2008年门票收入近3亿元,而用于景区日常资源保护支出仅为3000万元左右。这些现象,不能不让我们对凤凰的未来心存担忧。

自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政府回归裁判员的本位,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市场化国家的政府本身应该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而不能异化为一个盈利的主体。然而这些年以来,我们看到了不少打着改革的名号开改革倒车的现象。在许多有利可图的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画地为牢,垄断某个市场的进入权,向进入该行业的经营者收取高额的租金和费用。

比如各个城市的出租车、交通运输等领域,政府本来有义务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平台,承担一些公共管理的职责。但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一些政府部门把这一服务职能变成了权力寻租,成为了最大的获利方。

政府部门成为盈利主体,所带来的的负面后果显而易见。首先是与民争利,增加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负担,最终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降低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另外,公权力的垄断往往排斥竞争。由于缺乏权力的透明化运作和监督,背后的黑幕交易和权力寻租等腐败也难以避免。国家利益往往变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利益,甚至最后落入个别官商的腰包。这样一些藉国家所有之名,藉公共管理之名的改革,实际是与市场化改革的理念和方向背道而驰,需警惕之。

原载4月1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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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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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入武汉大学,学习管理 2000年入湘潭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师从启良教授。 2003年入香港浸会大学,先后攻读西方分析哲学硕士和西方政治哲学博士,导师是张锦青教授和关启文教授。 2008年8月开始尝试写点媒体文章,10月进入时代周报做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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